01

说起商纣王，在史书中他是十足的暴君，“酒池肉林”“炮烙之刑”这些词汇让我们对他的残暴有了一定的认知。然而，真实殷商，其残忍程度远不止如此。

在夏商周时代，战争和祭祀是国家大事。而祭祀中的祭品，竟然包含了人。这又分为人牺和人殉，人牺多是死者的亲近之人，人祭则以战俘和奴隶为主。

而且，这种祭祀随时都可能进行。打仗、祭天需要祭祀自不必说，就连修路、筑城，甚至出行都要祭祀。

石峁遗址就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例证。其中发现的 14 个头骨，以及之后在城址夹道间、城墙通道上陆续发现的数十具头骨，均为年轻女性，且头骨有钝器伤痕，显然她们都是非正常死亡，是在筑城时被用来祭祀的牺牲品。

如此残酷的祭祀方式，让人不禁对那段历史感到毛骨悚然。

《墨子·节葬下》里面讲:“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也就是说，天子的人殉多的要杀数百，即便少的时候也要杀数十。

上图这是商朝的一个祭祀坑出土的情况。

从出土的情况和旁边的简笔画，我们看到了令人心碎的场景。那是两个人的遗骨，一个成年人紧紧抱着一名幼童，而他们竟都被用于祭祀。

奇怪的是，成年人除手臂骨头和头骨外，躯干及以下骨头被截成数段，整齐放置一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大人极力保护孩子，哪怕这种保护徒劳无功，身体和下肢被斩断成数段也绝不放手，颈椎、肋骨和一只手被砍，仍用残余胳膊紧抱幼儿。而被抱着的幼童，小腿和小臂也遭砍断。

还有一个祭祀坑中的成年人，双脚小腿被砍，求生本能让他试图爬出坑，即便双手插入土中，最终仍被活埋。

这些商朝祭祀坑中所呈现的悲惨状况，无不令人痛心疾首。在那个残酷的时代，生命竟如此脆弱和无奈。

清凉寺史前墓地位于山西省芮城县，这是 21 世纪一次重要的史前墓地集中考古发现。就像上面这张来自清凉寺 M146 的图片中所展示的，墓内几具遗骸被标注为 R1 到 R5，除了 R1 外，其余四具骨骼都呈现不规则弯曲状态，而造成这种弯曲的原因仅有一个——活埋。

去过殷墟博物馆的朋友，想必对商王陵的出土场景不会陌生。远处的鼎象征着王权，而鼎前面的头骨则是为商王殉葬的。

这些考古发现，赤裸裸地揭示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残酷。生命在当时似乎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成为权力与祭祀的牺牲品。

这种只需要头的祭祀方式称为“伐祭”，这个可以从”伐“的甲骨文中看出。

在甲骨文的“伐”字中，清晰可见一个人的颈部被兵器所伤，这是准备取人头的动作。为何后来会用“伐”来表示战争呢？比如“讨伐”“征伐”等词语，原因在于殷商时期，人殉的主要来源便是战争中的俘虏。

在殷墟的发掘里，发现了大量无头墓葬，这其中很多便是伐祭的结果。伐祭是商朝应用最多的人祭方式，卜辞中记载共用伐祭 2384 人，还有 339 条卜辞也采用了这种方法，只是未写明具体人数。

02

秦朝，一切构建于军功制度之上。秦昭王时，大饥荒来袭，范睢提议把皇家园林五苑中的食物发给饥民，却遭秦昭王怒拒，理由是秦国依功赏赐、依罪处罚，不能坏了法度，宁可食物烂掉、饥民饿死。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大军逼近咸阳，章邯建议赦免骊山刑徒，让他们抵御起义军，最终成功击退。那这些刑徒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力量强大能击败数十万大军，却甘于为秦之工具，不反抗，这令人疑惑。

所谓刑徒，就是被剥夺自由的徒刑罪犯，“有期徒刑”一词便源于秦朝。秦朝四大工程：秦始皇陵、阿旁宫、秦直道、秦长城，需要大量劳动力，仅秦始皇陵和阿旁宫的刑徒就常年约 70 万人，顶峰时达 80 万。四大工程所需刑徒超百万，加上其他工程，人力需求巨大。而秦国总人口约 2000 万，超百万刑徒占总人口 5%以上，他们从何而来？

秦朝“连坐”制度，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按军事组织编制百姓，打破血缘关系，拆散家族，让百姓家庭破碎，无力反抗。

这里的定罪是非常残酷的：

第一，如果发现有违法行为不告密的，所有人连坐腰斩。

第二，如果有人告密，则告密之人有赏，赏金等同于战场上斩杀一名敌军。

第三，如果敢把违法的人藏起来，如同战场上投降敌人一样处罚。

还涉及告密制度，与孔子“亲亲不相告”相悖，秦法要求所有人相互监督、告密，否则连坐处罚。定罪极为残酷：发现违法不告密，所有人连坐腰斩；告密有奖，赏金同斩敌；藏匿违法者如战场降敌处罚。

严苛法律束缚农民，保证赋税收入，更让大量人口成刑徒，解决工程人力。可众多刑徒为何不反抗？因秦法死刑多样，具五刑、族刑、定杀、阬、磔、枭首、弃市、戮、凿颠、抽肋、镬烹、囊扑、腰斩、车裂等，令人望而生畏，非死刑的刑罚也让人胆寒。

刑徒服刑时戴着沉重刑具，穿戴特殊衣帽，被编排监督，不敢反抗。但面对起义军，为求自由，爆发出强大战斗力。

如今，考古发现众多刑徒墓。西安北郊 7 座秦代刑徒墓，尸骨多叠压，有的被杀戮埋葬，有的身首异处，有的挣扎状，有的戴刑具。汉魏刑徒有砖作墓志铭，最后多“死在此下”，这是他们留世的唯一痕迹。

03

秦下面就是汉，东汉末年的三国。

董卓算是很残忍的一个军阀，有一次，运来了几百个俘虏，董卓让人把这些俘虏舌头挖出来，把手足斩断，又把眼睛挖出来，用一个大锅煮在一起。而这些被割了舌头挖了眼的俘虏，都还没有断气，他们被割下来的器官已经被煮好放在桌子上了。董卓拿起就吃，神态自若。周围的人，自然是惊得魂飞魄散。

中国史***载的粮食涨价的最高记录就在东汉的兴平元年，由于战乱和饥荒，谷一斛卖到50万，豆麦一斛20万，上涨了数万倍之多。明末粮食上涨10倍，立即就引发了陕西的农民起义，上涨万倍是个什么样的场景，不敢想象。

饥荒发生的时候，汉献帝都没有食物吃，找到李傕要吃的，李傕给了他一些发臭的牛骨。皇帝如此，百姓有多苦，就可以想象了。 汉过了就是晋和南北朝。不羡羊，和骨烂，饶把火， 这些简单的词语后面是一个时代的痛楚。血泪成河之后，又是一个春天，大雁归来，竟然找不到一个完好的屋檐来筑巢，史书上写下了一句话：春燕归，巢于林木。 到了隋朝，隋文帝也算是历史有名的仁慈之君。隋文帝命杨素建造仁寿宫，杨素把整个宫殿建造得极为奢华，并且为了赶工期，役使民夫，严刑逼迫，造成大量的民夫死亡。

杨素挖了大坑将尸体埋下，但还有上万尸体来不及处理，杨素直接命人用或焚烧，隋文帝看到这个场景时大为不悦，但当他进入新宫殿游玩之后，又连连夸奖杨素是忠臣。 隋朝短命，接下来就是群雄相争。 朱粲是隋朝末年的一个军阀，势力也不算小，有十来万人。朱粲打仗是不带军粮的，全靠抢掠为生。朱粲竟然以百姓为军粮，甚至还洋洋得意地说，只要有人，就不会缺粮。 朱粲具体怎么操作的呢？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铜钟，可以装二百石，就用这个铜钟当锅，煮人肉给军队吃。

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

颜愍楚是《颜氏家训》作者颜之推之子。朱粲把颜家人全部充为军粮，吃个精光。李渊派去安抚招降朱粲的使者，同样被朱粲吃了。 再就到元和宋了，一些记录依旧十分恐怖，直接上两段文献吧！

《南村辍耕录》：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于铁架上生炙。或缚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

宋人庄绰在《鸡肋编》里写道：

自靖康丙午岁（公元1126年），金狄乱华，六七年间，山东、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千，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绍兴癸丑岁泛海到钱塘，有持至行在犹食者。老瘦男子谓之烧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

04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一心反贪，亲自编写《大诰》这一法律案例集。其中讲了个案例，小吏潘富犯法逃走，沿途 200 户人家知情，有的还提供食宿，朱元璋竟下令将这 200 户全部抄家，170 户诛杀。按一户五人算，多达 850 人，仅因未举报一名犯人就大开杀戒，这哪里是反腐败，分明是滥杀无辜。

朱元璋还恢复人殉制度，让 46 名宫女陪葬，此制度直至英宗去世才废除。

到了明朝末年，更是惨不忍睹。陕西本就贫困，还面临严重边患，有延绥、甘肃、宁夏三边，陕西总督也被称为三边总督，边军沉重粮饷压得陕西喘不过气。崇祯元年（1628 年）三月，延绥镇拖欠粮饷 150 余万两，各路军饷拖欠长达 27 个月。

不仅如此，明朝还在此时加税。万历四十六年（1618）开始，分三次加辽饷 520 万两；崇祯四年(1631)加征剿饷，总数 280 万两；崇祯十二年（1639）加练饷 730 万两。

民众不堪重负，有人逃亡，可明朝有“赔粮”这变态税收政策，逃亡者的税由剩余农户承担，导致更多人逃亡。

这就导致了更多人的逃亡。

明朝官员马懋才在给崇祯的《备陈灾变疏》中说到了这个问题：

官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如一户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 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见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飘流异地，栖泊无依。恒产既亡，怀资易尽。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又安得不相率为盗者乎？

马懋才文中有一句：梦断乡关之路，魂消沟壑之填。至今读来，让人唏嘘感叹！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时候，灾荒也不断。原因很简单，人口都逃亡了，饭都吃不上，谁去兴修水利、灭蝗虫呢？

饥荒和灾害首先来的是粮食价格的暴涨，粮价甚至是平时的20倍，最后有钱也买不到米了。

崇祯十三年十月，粟价腾涌，日贵一日，斗米三钱。至次年春，十倍其值，绝粜罢市。”《陕西通志》

很多人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饿死的人太多，又引起了瘟疫，七八成的人都死去。人们不得不卖儿鬻女，甚至有人拿妻子换一顿饭。

崇祯十三、四年岁大疫，麦米每斗价二两四五钱，各乡镇无粮市人，民死十之七八。邑西关有人市年少妇人，价不及千钱。有饭一食易一妻，米一升易一婢者。《渭南县志》

灾荒之下，就连狼都没有吃的，饿疯了的狼直接到城镇食人。

六年癸酉、七年甲戌、八年，乙亥俱大旱，赤地千里，斗粟一两二钱，民饥死者十之九，人相食，父母子女夫妻相食。狼食人，三五成群，昼游城市，往往于稠众中攫人而食之。《靖边县志稿》

而悲剧还在不断发生，由于死去的人太多，很多尸首无人掩埋。

时人言：“狗见狗骨，必衔之于矿地埋之。盖物之恤其类也。然则，人有见人之骨而不为之瘗者，愧于狗矣。”

崇祯七年的时候，兴安州因为死人太多，郡守在城南门外挖坑掩埋，先挖一坑，很快就填满，又挖了一条大沟，很快又填满，就把这里叫万人KENG。

七年，大饥，尸遍野，郡守金公之纯，掘壁于南门外，掩埋兑尸，一曰而满，再掘一堑亦满，名曰万人KENG。其余散死者无算。八年、九年至十七 年，连岁大饥，群盗满山，杀人如列草。《兴安州志》而一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都加入了流寇，或者打家劫舍，他们为了抢粮食，无恶不作。崇祯八年，流寇围攻扶风县四十余日，九月二十日城破，流寇进行了屠城，官民焚掠一空， 流寇去后，全城空无一人。

当时，无论是起义军还是官军，没有谁在乎百姓的死活，贼寇以抢掠百姓为生，而官军甚至以百姓的首级冒领军功。

当是时，民不知兵， 闻寇至，且聚观之。寇纵掠杀，乃始骇散。其后岁多凶，隣益多盗，民始议碧居。寇之渠魁以杀相尚。九年丙子，屠菩提镇又屠李家庄。共计死者万数。官兵……至，寇遁去。军人乃取民之首以为功……当是时，兵寇相争，民乃大残。《洛川志》

如此惨状之下，有多少人受灾，有多少人死亡呢？

嘉靖时期的《陕西通志》统计，山阳县的户数为4354，而到了康熙年间，《山阳县初志》载清初山阳县仅810余户，也就是说82%的人口消失了。

面对如此的惨状，当时的各地官员纷纷给崇祯帝上疏，请求赶紧拿钱出来赈灾。候恂当时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上疏情真意切。

无已， 惟有哀恳皇上慨发内帑币并谕户、兵二部共凑十万余金，如崇祯四年遣 官赈济之盛事。盖多一分即可救一人之性命，蚤一日即可苏一日之於亡。

候恂的上疏结果如何呢？崇祯帝并没有拿钱出来赈灾，崇祯不是没有钱，他把钱用在了招兵买马上面，想要以此来***起义

在今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有一块出土的“感时伤悲记碑”，碑文记载了明崇祯十三年至十四年间（1640-1641），关中地区天降饥荒、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悲惨情形，有人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刻碑以告后人，碑文如下：

盖自累朝以来，饥荒年岁止见牛米三钱。倍增七钱者，余等痛此，遭逢尚谓稀有之事。岂料崇祯八、九年来蝗、旱交加，浸至十三、四年，天降大饥。商洛等处稍康。四外男妇奔走就食者、携者、负者、死于道路者不计其数。万状疾楚，细陈不尽。余等菜囊、糠食，幸得生全。出此大劫，回思苦状， 可伤可畏，日夜难忘。以故纠众，同心立石谨志，后之者考古君子览焉。 颂曰：嘱付一块石，记载千古愁。来世有见者，难道不泪流。

计开当年时值以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大麦一斗一两四钱；荞麦一斗九钱；寇豆一斗一两八钱；麦子一斗五钱；谷糠一斗一钱；柿果一斗一钱五分；核枣一升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 钱八分；红白萝蒲一斤一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麻一斤一钱；梭布一尺五 分。

05

清朝建立之后，有了被人津津乐道的康乾盛世，但可别信什么盛世。

随便举一例，康熙四十三年，山东发生严重的灾荒，人肉成为商品。山东淄博人，文学家蒲松龄恰好见证了这一场人间惨剧。

在书中，蒲松龄这样记载：卖肉者，凌晨时送到各市场，人肉的价格只是羊肉的十分之一。而甚至有商贩在卖人油，价格和乌麻的价格差不多。

货人肉者，凌晨驱驴，载送诸市肆，价十分羊之一，或炼人膏而溃之，以杖荷坛， 击铜板市上，价市乌麻之槽磨者，得入眢井，犹大掌也。不死者，露秽眠道侧，将死亡羞，虽生亦忘情。

再说说光绪年间的丁卯奇荒，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由于这个时期已经有了报纸，《申报》等对灾荒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才让这场灾荒为更多人所知。

光绪初年 （1876-1879年），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发生了一场特大旱灾饥荒，其中以 1877、1878 年尤甚， 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故名为：丁戊奇荒。

此次特大灾荒，灾害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受灾人数超过1亿，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

在这场大灾荒下，面对灾难，当时的国人，如何去面对，在灾荒中的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今日，我们就来回首这场给中国造成深刻苦难的大灾荒。

灾荒是怎么来的呢？

气候干旱，无疑是天灾，这其实是不可控因素，但更应该重视的是人祸。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洋人的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而很多人开始自行种植鸦片。种植鸦片所带来的利润远远超过种植粮食，而官方所得到的税收也更多，故而鸦片的种植愈演愈烈，最终占据了大量土地，导致种粮土地大幅减少。

郭嵩焘曾这样说：种罂粟一亩所出， 视农田数倍， 功又复减省；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 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 官民皆有所利，以致四处蔓延。

曾国荃就曾指出:此次晋省荒欠, 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积蓄渐耗，几无半岁之粮, 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

而天气原因，也造成了不少影响。

仅仅拿陕西一省来说，光绪二年 (1876 ) 春夏，山西南部地区亢早，夏粮欠收。秋季虽种上了小麦，但光绪三年春季又遇大旱，麦苗返青，季节严重缺水。

灾情发展到年底，山西全省有八十二厅州县受灾，饥民已经超过五百万之多。

粮食大幅涨价，连土地都已经不值钱。

英国教士李提摩太回忆说：

七月初有人报道说，在沂源县，有一个拥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愿意卖掉地产换取粮食。然而买主的出价最高不超过每亩两元半，尽管他的土地价值在每亩五十至一百元之间，如此低的价格使他非常绝望，于是他在全家吃的饭里放上了砒霜，全家同归于尽，了却了他们的烦恼。

灾情发生之后，没粮食可以吃，人们开始是挖草根和吃树皮，然后就吃观音土，甚至演变为人吃人。

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者，有夫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东华录》

人吃人愈演愈烈，以至于家里有人饿死，因为害怕去世的亲属被吃，都不敢大声哭泣，只能悄悄埋了。

《申报》当时刊登文章记录山东的惨状，饿死的不计其数，卖儿女成为常态，拆家卖房的现象处处可见：于今查明益都、临朐两县东乡开列于左，最苦之庄其名张家台有二十家，饿死者二十人，卖出者十名，逃外者十名，拆屋一半。又庄名李家山有五十家，统计饿死卖出逃外者一百零二人。姜家楼有二四十家，饿死者四十七名。最轻之处饿死逃出者，各庄皆有。惟卖人口拆屋容或无之不轻不重之处，饿死者二三十不等，卖人丁、拆屋者十家或八家。按村庄之大小以上各处情形俱是实数，并非耳闻。

以上数据根据《申报》刊登统计而成

在大灾之中，很多赈灾的记录被记录了下来。

李鸿章要求浙江官员为山西捐款，官员们纷纷响应。

杭州的龚太守捐了五百元，嘉兴徐太守捐四百元，浙江知府中最少的捐二百元，而一众县令们的捐款一般都是三百、二百、一百居多，合计一共捐了有一万多元。

但也有一些发国难财的家伙。

天津的河间府按照要求，给饥民发放赈灾款。有两名委员，分别姓姚和姓苏，在发放赈灾款之后，又恃强逼迫饥民将收到的赈灾款返还五分之一，这些钱当然是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一些饥民不遵从，立即遭到殴打。事情被捅上了报纸，最终两人被杀头。

而赈灾的行动几乎遍布全国的各行各业。

上海鹤鸣戏园主动宣布：从本月十五日起，至端午日止，除去房租、火食外，各伶人皆不取辛工，所有余银愿为山东贩款《申报》

而一些老百姓，一些女性也主动捐款，虽然钱不多，但我们今天依然可以这些文字记录中感受到那份情感：

湖州双林陈姓母向本好善，近获抱孙之喜，将亲友所赠弥月贺分尽行助贩，计大洋十四元，对洋十二元、四开洋十元、钱七千六百文。又新市不留名女士捐银镯一双计重四两。又曹姓妇将用于祭奠祖先的八元助贩以资冥福。又有幼女从而效之将荐母忏资洋两元助之。《妇女助贩类志》

读书人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们甚至向学校申请提前预支自己的饭费，全部捐给灾民：现闻众生童集议请运宪将六七两月官师课、膏火、笔资、房金、加奖等银，及近年通年每卷饭点等费一齐预先发给，拨为豫省贩饥之用。

那场灾荒已经过去了近一个半世纪，但那些曾经的记忆，不应被忘却。

06

清末民初，百姓的日子依旧水深火热，由于一些契约保留了下来，我们可以从中一窥当时百姓的境遇，也算是管中窥豹吧！

这是一份卖子协议。

1937年，温唐纪因为家中度日艰难，将六岁的儿子温秋贵卖给梁家为子，而价格也仅为12块大洋。

这又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这是1921年的一份卖妻协议。王殿元因为度日困难，由他的两个同胞哥哥做主，将其妻子以大钱89的价格卖给了申家为妻。但里面有个问题，就是王殿元的妻子还带着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肯定只能跟着母亲，所以又规定母亲将儿子再抚养三年，再让儿子回到王殿元家，而婴儿三年的吃穿费用是小钱2万。

为何王殿元卖妻要两位兄弟做主， 不得而知，猜测其有可能是其智力有问题，无法自己做主。

这张契约与其他不同之处，在于其他一般都是盖手印，而这一张上面盖着手掌印和脚掌印。

1921年，青山村的王寅恪因为欠了夏家5个大洋，然后无力偿还，只得将自己的女儿王右娣当给夏家，直到王寅恪归还这笔钱为止。

至于王寅恪有没有归还这笔钱，王右娣后面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下面这个是一张民国五年，也就是1916年时候的典妻协议。

当时买卖有“活卖”与“绝卖”之分，所谓“绝卖”，就是一次性交易，卖了就没有赎回的权利了。“活卖”就是规定一定期限和条件，到时候再将卖出去的人口赎回来。而这就是一份“活卖”。

这位叫陈正杰的人因为家里穷，遂将自己的妻子郑氏以180银圆的价格，典给东庄家贾福祥，为其生子。双方约定郑氏的吃穿全部由贾家负责，在生下子女后，满一百天，双方的合约就算结束。

在整个事件中，最不幸的就是妻子，不仅作为商品一般被买卖，还被当成生育工具，而生下子女，又不为己所有，实在是让人愤懑。

这是一张清朝的卖身契约，湖南永顺府的王小花因为父亲无钱治病，以二十五两银子的价格卖给何德才为妾。与其他卖身契不同的是，这张契约上有村长的官印，说明这种卖身行为是得到当时官方的认可的。

这类契约一般都有一个代笔人，原因很简单，卖身的人不会写字。

以下是一些当时妓女的证件，从盖章、签名和规定来看，当时的妓女管理是比较严格的，警察署需要为每一位人员进行备案和发证，并要求有保证人。当然，收税是肯定的哦。

这就是那个曾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