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

长期以来，一些朋友鼓励我将1949年1 月31 日北平解放前我在北平广播电台时参与我党领导的地下活动，为北平解放搜集情报，组织群众运动，引领解放军接收北平广播电台等***活动，以及负责维护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现场广播等事写成文字，留与后人。为撰写此文，在李维諟同志的帮助下，我查阅了大量资料，70 多年前的一些人和物，串联成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像过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眼前，勾起了我许许多多的回忆。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在70 多年前与我共同战斗的同志、领导和战友。

抗战胜利后的北平

经过抗战胜利之初的欢庆，北平再次陷入了迷茫。时局不稳，市面萧条，物资匮乏，通货膨胀，法币天天贬值，职工领取工资要用麻袋装，坐三轮车或人力车才能运回家。买点儿东西也要带上一个大书包，里面装满钞票。领到工资如果当天不花，次日就能缩水一半……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难。当时的东单，随处都是地摊，为了生活，大家搜罗出一切可以变卖的物品，以便换点儿钱去购买当天的吃食。不少美国大兵也混迹其中，叫卖军用水壶或是饭勺之类的物品。生活压得每个人透不过气，即使像我这样的家庭也举步维艰。

我大哥有个叫郑长发的同学，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接收大员从重庆来北平，到我家探望，我大哥托他帮忙给我找份工作。当时***北平广播电台负责人叫黄念祖，是个著名居士，他和我大哥也是北大的校友，有些交情。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于是经人介绍和面试，北平广播电台收留了我。当时我虽然有一定基础，不过实践经验不足，于是被安排先去双桥发射台实习。这项工作真是让我喜出望外。

双桥发射台是日本人建的一个亚洲较大的发射台，占地面积达上千亩，周边用双层铁丝网围起来，内层是通有高压的电网，其中包括整个电台技术区，都在严密的保护区内。另外还有居住区、生活区等几大块。设备资源属当时的一流水平……在这里实习了一段时间后，我被安排到北平广播电台增音室实习、工作。从1945年11 月开始，我除了先后在北平广播电台所属的双桥发射台、西长安街增音室、麻花发射台、黄村收信台等几个技术部门实习外，还在西长安街的广播电台增音室兼职了一段时间的值机员。三个多月实习结束后，因成绩优异，我被安排到北平广播电台增音室任值机技术员。这就为我在以后使用电台设备和有自己的独立工作间提供了有利条件。只要工作情况允许，我甚至可以关上门，干点儿自己的事。

1946 年夏季，重庆中央电波研究所到北平建观测台。这是一个专门研究电离层变化对无线电波影响的研究单位。中央电波研究所的李蕴滋工程师从重庆带来整套电离层观测仪。李蕴滋从黄念祖提供给他的几位广播电台技术员中选中了我帮助他建立观测台，并将全部资料交给我，让我熟悉仪器设备，以择日进驻郊“北平电波研究所西郊观测台”安装天线、地网、仪器等设备。电波研究所当时设在复兴门外什坊院村，就在今天北京西郊的五棵松附近。单位不大，却是附属于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机构，这对于我这个“无线电迷”来说可是个日思夜想的理想单位。研究所刚刚成立，建所任务繁杂，整天忙忙碌碌，日子过得挺快。待一切就绪后，所长分配给我的任务是：观测无线电波在空间的传播。我们知道，无线电波在远距离传播中，要通过天空中的电离层反射，才能到达远方。但是电离层的特性是随季节、昼夜交替和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而经常变化的，所以必须通过每小时不断地观测、记录，再对数据加以分析，才能够选择、预测出最适宜的下个季度广播电台的播出频段，并将此频段提供给通讯部门应用。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介绍人后台硬，还是我的表现打动了中央电波研究所的负责人，我被正式安排到北平电波研究所做助理提升技术员的时候，所拿的工资是技术员中最高的：100 块大洋。在当时那种时局动荡、物价不稳的情况下，这可是一笔大收入。当时北平广播电台还在麻花电台宿舍分给我一套住房，我们全家搬迁至宿舍居住。

1946 年底，广播电台公务科科长郑观森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加入CRSA(业余无线电协会，下同)组织。郑观森年龄比我们都大，算是我们那些人的老大哥。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无线电迷，平时能聊到一起，我知道他也是CRSA的成员。北平在日据时代就有了CRSA组织，这个组织是1944 年在清华大学和辅仁大学成立的，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的群众性团体。当时的成立一方面是由于战时人们对时局的关心，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时局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时候无线电技术本身随着时代的发展，战争的需要，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个组织的发起人，在当时都是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人。该组织成立后，不仅满足了年轻人渴望了解时局的迫切心情，也为宣传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战后该组织不仅没有被取缔，反而得到了当局的支持。我对无线电一直很感兴趣，又从事着无线电方面的相关工作，毫不犹豫就答应加入了。加入CRSA 后，我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的无线电同行和无线电爱好者，也使我了解了更多无线电方面的最新技术。

1946 年至1947 年这一时期，美国向中国等国处理大量无用的战争剩余物资。因为当时的无线电知识还很不普及，北平市场上那些五花八门的无线电零部件价格非常便宜，电容、电阻应有尽有却无人问津。在东单旧货市场，一个电子管才1 角钱，我选配了一个125 瓦的电子管，才1 元。当时北平的东单、天桥、西四、德胜门等几个旧货市场和地摊是我最常去的地方。

我在北平电波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有一般无线电爱好者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天线高、质量好，又能借到一台很好的收音机，我还自制了一台发射机。而且我可以参考我们所的观测资料，选择适宜频段。每天开台，专门呼叫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日本、乌拉圭，我成为较早完成“全球通”的一员。

投身***

一颗年轻的心是不会平静的，即使像我这样的“无线电书呆子”也对当时社会上的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和向往。虽然在业余无线电协会章程中规定了所有通讯中不得有任何政治、商业等讯息。但是在那个***的年代，个别人利用无线电设备的优势，了解时局的变化和发展，在所难免。我当时利用职务之便，经常偷偷收听延安广播，逐渐了解了当时的一些形势，知道了什么是***以及解放军是怎么一回事。

1948 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在辅仁大学时的老师苏士文找到我。聊天中知道了我的一些政治倾向，他便试探性地表示希望我为***做些工作。我当时只是隐约地知道苏老师是中共方面的人，我对***有一种好奇，再加上对当时社会的反感和抵触，我当即和苏老师说“没问题”。后来我才知道苏老师当时是中共北平地区城工部学委的成员。

刚开始，苏老师也没安排什么具体任务给我，只是说：“有任务我会告诉你。”1948 年初，***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四五月份的时候，苏老师回到北平，约我去他家，要我了解北平广播电台、中央广播电台在北平转播台的设置、地理环境、工作人员政治面貌等等。由于当时北平广播电台门卫很严，外人不得进入，所以借助我这样一个“内部职工”了解其内部情况。这是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我异常兴奋。我当时虽然是无线电研究所的职工，但是北平广播电台算是我的“娘家”，要想在这里进出自由，还是有办法的。

当时属于北平市管辖的三个比较大的电台，都是日本人留下的，我实习时都待过。一个是双桥发射台，电子管有一人多高，功率达100 千瓦，机房内还有一个10千瓦的短波台；另一个是黄村收信台，日伪时期主要用作抄收来自日本的广播，设备很先进；第三个是麻花电台(1945 年抗战胜利后麻花电台被***接收，改为中央麻花电台放送所)，功率不大，因位于北平市内的麻花胡同东侧而得名，日伪时期称北平广播电台，相对小一点儿。我借助工作之便，先后将搜集到的有关北平广播电台播音室、增音室以及麻花发射台、黄村收信台、双桥发射台等处的组织机构、设置情况、工作人员状况和这些部门的政治、业务、管理等情况先口头向苏士文汇报，然后又按照要求进行汇总，写成了近十页的文字汇报材料后交给苏士文，他又将这些材料及时交联络员转给了地下党组织。后来得知，这些材料被立即转送到了当时的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张大中那里。

那时候的北平已经和天津一起都被解放军死死地围困住，地处平津之间的廊坊成为平津战役的战略要地。解放军有意将这里作为天津解放后解放北平的一个指挥要地。廊坊地区的双桥发射台是日本人留下的、具有相当规模的单位，防范设施完整，是一个非常适用于军事核心机构驻防的地点。但是，这个单位的内部情况如何，解放军还没搞清，急需摸清其情况。事后我才知道：真正的任务是了解双桥电台，为了保密，任务则要求三个电台都要了解。

在对这三个台的情况进行详细汇报的同时，我还向苏老师提议：应该重点保护这三个电台，并建议尤其要保护好这几个广播电台的增音室，因为任何向外的广播都必须先经过增音室对信号进行处理。当时，大小播音室都集中在西长安街三号院内，经增音室处理后，再通过电缆转发给发射台。所以，无论是播音室还是增音室都是广播电台的要害部门。

这个报告转到张大中的手上，张大中非常重视。据说，后来还将此情报送到华北局城工部。自此我便被批准，正式参与保护北平广播电台的工作。

开始的时候，接头地点有时在单位，有时在家里，也有时在公园或茶座之类的地方。时间一长，这些地方就有些不方便了，必须要找一个比较封闭、固定而又可靠的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我们最后确定的接头地点在今天的“鲁迅故居”。这个院子不大，住户不多，还算隐蔽，距离我家也不算太远，此后凡是需要交换情报或是下达指示的时候，都通知我去那里碰面。

我后来得知：确定保护北平电台工作的地下工作者分别是两条线上的四个人，根据任务不同，各司其职，互不联系。我只知道我的上级是苏士文。后来又知道还有同台一个叫高子英的同事。其他人，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直到这次我为写这篇回忆录，在查找资料的时候才知道：“中共北平市委委员苏一夫考虑在北平广播电台西长安街3 号院内没有我党力量，设法把在传音科工作的徐泽义(其兄和侄子已与我党有工作关系)送去泊镇(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所在地)参观学习，回来后在广播电台为我党工作，他们主要的任务是潜伏，保护机器设备。”

1948 年8 月，人民解放军已逼近通县箭杆河一带，北平四周已为解放军所控制。苏士文向我转达了北平地下党布置的有关保护电台设备、准备斗争、迎接解放的重要任务。任务的第一部分就是摸清情况，其中既要摸清人员的情况，又要摸清物资、设备、武器以及业务等方面的动态；第二部分是根据解放军的攻势和市内群众运动的发展情况，开展一系列配合性质的活动。

10 月，西郊研究所观测台里的示波器出现了故障，经查是变压器被烧坏了。所长指派我带进城里修理。当时解放军围城攻势一天紧似一天，当变压器修好后城门已经戒严，按规定只许进不许出，我被困在了城内。当时解放军正在进攻北平西郊，城外一片混乱。傅作义军队节节败退，退驻到城内，成龟缩状态。北平已经被围成了一座死城。此时西郊研究所观测台的职工大都家住市内，上下班无法通过城门，所以研究所的领导只好决定：所有工作人员均撤进城，在家等待。而身在重庆的中央无线电研究所的领导则借此宣布：解散北平无线电波研究所，指令电波研究所沈宗汉所长退休。至此，北平无线电波研究所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成员只好各奔前程了。

一天，苏士文通知我与他一起去接头地点“鲁迅故居”，在那里我见到了当时直接领导我们对敌台斗争的矫庸。矫庸向我详细谈了我党对北平广播电台护台斗争任务的要求，并且安排我会见了在北平广播电台工作的另外一位地下工作者高子英，以便在***撤退时能够相互配合完成保护电台的任务。矫庸告诉我：“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有一批同志和你一起在战斗，在保证着我们能够胜利地完成任务。”并且严肃地告诫我们：“记住，电台是喉舌，是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害部门。切不可粗心大意，哪怕是微小的失误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仅在北平地区，地下党和地下工作人员就有上万人之多。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遍布北平市的每一个角落。仅无线电这一领域，就有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的132 人在保护着91 部重点电台(其中大部分是所谓军用电台)。而当时属于北平市的几个广播电台还没有人能够介入。

由于西郊观测台撤销，我成了一个“自由人”。虽然我可以出入北平的几个电台，但终究不是北平电台的正式员工，有些事干起来不合规矩。为了完成北平地下党组织交给我的护台任务，我必须想办法以合法身份出入电台。正好当时南京政府发不出工资，一些家境不好的职工纷纷离职另谋生路。在得知当时北平广播电台增音室的一位职工离职后，我通过当时也在增音室工作的育英中学老同学陈起璞，以及电台工务科科长郑观森的关系，正式进入北平广播电台的增音室做了一名替班技术员，由此可以利用工作之便收集情报，开展***活动。

那时的北平，***自知败局已定，政府此时已经无力向北平广播电台拨付经费， 电台发不出工资， 职工家中断炊，怨言很大。当时在有着我党深厚基础的北平电信局，就组织了3000 多名职工，掀起了一个影响全国的“饿工”斗争。斗争导致电讯中断，邮件堆积，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不得不向工人妥协让步。上级党组织根据当时的情况向我部署了配合全国性反饥饿斗争的任务。我按照这一指示，开始在同事中做鼓动工作，我说：“不发咱们工资，可是却有钱买汽油给台长开汽车，北平又不大，为什么非要开车上班？停开台长的小汽车，将省下的钱给职工们发薪水不是挺好吗？”增音室的技术员们一听，立刻响应，我们一起找台长，要他停开小汽车。台长不听，我们就关上了电台的大门，将台长的小汽车挡住。面对愤怒的职工，台长害怕，干脆来了个称病在家。电台的日常工作只好交由副台长主持，但他也不敢再坐小汽车上班了。最后，在职工们的强烈要求下，电台台长不得不给每人发了一台收音机作为对工资的补偿。我则按照我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指示，劝导职工，到此为止，结束了这场不大不小的斗争。

1948 年冬，解放军已压近北平城。党组织根据城工部关于做好两手准备的指示，向我布置了保护电台的具体任务：

1. 准备夺取枪支，武装电台人员。按照指示，我将电台内枪支弹药的数量以及分布情况做了详细的了解，然后向苏、矫两人做了汇报。

2. 要清除特务分子。由于在台内我能接触到一些机密资料，发现电台中有两名员工是中统和军统的成员，他们在广播电台里充当代班技术员。我根据上级的指示，给那两个特务起草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匿名信，警告他们，不许搞破坏，否则将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信由我草拟，然后由高子英找台外面的人抄写。两个特务看到自己身份被揭露，非常害怕，不久即逃之夭夭，不知所终。

3. 安排专人保护机器设备，确保电台正常播音，以便解放军围城期间能听到城中消息，准确分析情况；并且保证北平一旦解放，全市人民可以立即收听到***的声音。我按照矫庸的要求，借题说服了新上任的工务科科长同意在增音室安装一台小型发电机。这样，即使北平发电厂遭到敌人破坏而断电，电台的播音照样可以正常进行。

当时城工部对我们总的要求是：一定要坚持播音，保护设备，以便解放军入城后可以立刻启用。我和同志们一起按照地下党的指示，没有辜负党的委托，坚守岗位，迎接解放。

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电台

1949 年1 月末的那几天，我们已经知道了北平将要和平解放。1 月25 日傅作义的部队开始分批撤出北平，急迫而紧张的气氛在北平城弥漫着。苏士文告诉我：“随时等待消息，这几天会有大事发生。到时候会有人通知你，千万不要满处跑，以免到时候找不到你。”

一连几天，我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直到1 月31 日下午，听说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已经从西直门入城了，我这里还是没有消息。正着急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敲我家门，是苏士文。他进门后急促而小声地对我说：“接管人员已经去电台办理接管了，晚上解放军要进驻北平广播电台。你赶快吃点儿东西，去电台接待解放军。”他一边说，一边将一个纸条递到我的手里，用力拍了拍我的手，笑着说：“天亮了!”然后迅速走了。后来我才知道1 月31 日下午***第四十一军军长吴克华、政委莫文骅领导的部队和接收人员已经从西直门先期进入北平，莫文骅政委正式召见了两位台长，宣读了接管令，办理了接管。为晚上办理各项具体接管事宜，做好准备，以便在第二天宣布“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我按照纸条上指定的地点，在一个距离北平电台不远的地方，与一队解放军联系上，他们有15 个人左右。带队的是一位中年军官，他介绍说，他们是奉命来接管北平广播电台的，请我带路协助。我们在晚上8 点左右进驻北平广播电台。

当晚的接管和人员安排工作一直进行到午夜12 点。首先，我需要安置好所有进驻人员的住宿。几经查看，我选定了两个播音室，这里相对来说比较宽敞、安全、安静。然后还要查看相关的科室，并向他们介绍相关的设备和设施。

待这些工作告一段落后，李伍走过来，他是这次接管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他招呼我到办公室，要我汇报护台斗争的情况，并详细询问了电台有关人员的情况，最后要我仔细介绍有关设备和广播方面的工作。汇报中，李伍不时打断，询问具体细节。一直到午夜还没说完。最后李伍说：“今天先汇报到这里，因为晚上12 点要戒严，再晚你就无法回去了，现在我派车送你回家，有事我们明天再说，有些事我也还要向你请教。”李伍非常认真、谦虚，也非常客气，改变了一些原来我对解放军的想象。最后，他的秘书开车送我回麻花电台宿舍。

2 月1 日，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了班上，不一会儿，主管新电台的负责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徐迈进也来到了电台。徐迈进首先召集所有员工，宣布了接管命令。上午10 点整，电台正式开始恢复播音，播音员播报：“北平解放了!”“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至此，我完成了中共地下党交给我的保护电台的任务。

1949 年3 月25 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着新华总社由张家口迁到北平后，改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即后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北平人民广播电台”，即后来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平和平解放时，全市共有五座广播电台。除“北平广播电台”外有四座私营广播电台，即“中国广播电台”“民生广播电台”“军友广播电台”和“华声广播电台”，仍然继续播音。当时，北平市军管会对私营广播电台只要求他们按时转播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不多过问其娱乐性节目的内容。因此，有的私营广播电台仍然播送一些低级庸俗的娱乐节目，有害社会风气。

1949 年9 月29 日，北平市军管会制定了《北京市私营电台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私营广播电台必须向市军管会申请登记，并进行审查；私营广播电台必须转播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不得播出自行编写的新闻节目；并规定外国人一律不许设广播电台。

军管会在对私营电台的审查中发现，四座私营广播电台都是1946 年以后建立的。其中，除“华声广播电台”确系资本家张芷江出资兴办外，另外三座电台，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情况复杂。据此，市军管会于1949 年10 月25 日下令，对有***背景的私营“中国广播电台”“民生广播电台”“军友广播电台”予以查封取缔，纯粹私营的“华声广播电台”允许继续播音。

登上天安门，开始新人生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广播电台随之改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我被安排在业务处(后改成无线电总管理处)做技术工作。不久，被正式任命为无线电管理处频率科长。此后几个月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整顿电台的工作秩序，为全国的解放进行宣传服务。因为接管电台有功，技术能力强，我深得接收北平电台的领导李强的信赖和赞许，他经常会把一些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1949 年是新中国诞生的一年，也是基本完成全国解放的一年。那一年几乎每天都有解放捷报，都有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新社会的一切都和过去那么不同，所以不论干什么，我都热情满满，干劲十足。

1949 年八九月，我台接到了一个新任务。上级指示我们：要在整个长安街北侧每隔百米左右的路灯杆子上安装一套扩音设备。放到现在，这个任务很简单，也许一天就能完成。但当时的设备和技术远不如现在，每组扩音机都要有一套扩音电路和两个大喇叭，各组之间再联接在一起，接至中央控制室的设备上。其中，在天安门城墙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对着广场的方向安装的则是一种被我们俗称为“九头鸟”的定向喇叭。所谓“九头鸟”是一种由并联和串联组合的九个大喇叭的一体装置。还必须保证九个大喇叭并联和串联组合的阻抗要与输出设备匹配，因此必须仔细调试才能达到理想效果，稍有误差，都会影响播放效果。调试合格后，必须经严格检测，才能用线路和250 瓦扩大机连接。这种方式很原始，也不太可靠。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每个细节进行反复的检查和实测。我们全体技术人员每人都分配有一定的任务，所以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到很晚。

1949 年9 月下旬的一天，当时负责电台技术部门工作的李伍和黄云找到我，派我和陈起璞、杨继田等几名技术人员到天安门城楼上去安装扩音机。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为了干什么，但凭我们的直觉：不久将会有一次人数众多的重要活动。

果然，9 月底李伍通知我说，10 月1日将举行开国大典。要求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负责监护新华门和天安门上的扩音机。接受这一重任后，我激动得几乎彻夜未眠，我认为这是党对我在政治上的完全信任和业务上的充分肯定。

10 月1 日一大早，我按照事先的分工安排，先来到新华门城楼上监护扩音机。尽管这项工作并不复杂，但我还是很紧张，生怕哪里出现纰漏，耽误大事。我细心地查验每一处零件，调试每个旋钮，丝毫不敢马虎大意。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保证播音系统的万无一失。

上午10 点钟左右，突然跑来一个通讯员，通知我立即赶去天安门城楼。到了那里我才知道，那里的扩音机出了点故障，由于我对扩音机设备熟悉，所以把我调过来协助维护。到天安门城楼后，经过检查，我发现故障是因为扩音机上的一个元件年久老化，参数不稳，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更换元件。

汇报情况后，经领导批准，我立刻骑一辆自行车跑回电台取零件。电台就在西长安街上，距离天安门不远，骑车几分钟就到。这时的长安街已经戒严，没有任何车辆通行。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万前来参加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和群众，庄严和隆重的氛围油然而生。我用最快的速度跑回单位，找到零件。为了保险，我先找到万用表，简单地进行一下检查，确定没问题了，才骑车跑回了天安门。扩音机修好后已是下午时分，当时要求天安门城楼上所有的工作人员均不得随意走动，李伍和领导研究后，当即调整部署，命令我不要再回新华门了，就留在天安门，并且指定这里的扩音机由我和陈起璞二人负责，李志海负责主宾台上的麦克风。一切安排就绪，就等大会开始。

下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陆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盛会于下午3 时准时开始。

当时的天安门虽然经过整修、装饰，但是远不如今天，大厅内没接待室之类的房间，比较空旷。我们转播的地方设在大厅西侧的一个大理石台面上。大殿的地势虽然较高，但是外面城墙边上还有矮墙，面向广场的视线被挡住了，所以我们这里只能听见广场上人声鼎沸，口号不断，但基本看不见广场上的群众队伍。不过，在***、朱德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从马道上走上天安门的时候，我们终于一睹了领袖们的英姿。

当***站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广场上群众顿时热烈欢呼，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了，每每想起，那声音依旧那么震荡身心，仍然让人心潮澎湃，如同昨日。

也许是因为我这次完成的任务还不错吧，1950 年的国庆节，我又荣幸地被派到天安门主席台上再次主管了一次向全世界的实况转播。

投身新中国的广播事业

***成立后，我先后担任中央人民广播事业局无线电总管理处频率科科长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程师。1952年负责全国中波广播电台大调整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解决了国内电台频率相互干扰的问题，保证了全国各地都能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之后又参与负责38 种语言、汉语普通话及4 种方言对外短波广播电台的设计和定向天线阵的设计工作。此后，工作单位虽几经调整，但我始终未离开专业，一直从事电磁波理论和应用研究。直至1987 年，在建设部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物探室副主任岗位退休。

1949 年我被分配留在了广播事业局。在我填写履历表时有一项参加***工作时间，我请示主管上级李伍是否填1948 年4月，李伍说：“这一项你暂时和其他同志填一样吧，因为现在你还不能公开身份，上海等地还没解放，我们来的同志目前都不公开身份。”我当时认为李伍说得很有道理，再说，哪天参加***工作，还不都是参加***工作，于是我按照李伍的意思，填好表格，很快就投入紧张而愉快的工作中。

1949 年初到1951 年是我全身心投入无线电广播事业的黄金年代。在李强的直接领导下我完成了多项重大任务，至今想来，还深感自豪。

李强是位传奇人物，是我党不可多得的无线电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任无线广播电台的领导者。李强还是我国国际广播事业的奠基人。他当时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我们的广播电台播音一定要超过美国之音，起码也要达到美国之音的效果。刚开始，我们叫“中央对外广播”，后来播音效果达到了预期目标，遂改名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国是世界上对外广播语种最多的国家。在开播之初的语种设置上，李强提出：美国之音有37 种语言对外广播，我们要比他们的多，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大国，我们对外宣传也一定要有大国风范，要让我们的声音传到每一个人的耳中。后来我向李强提议：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侨民群体，他们在外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区。他们虽然是侨民，但是在异国还依旧保持着自己家乡的语言环境。他们大部分是闽、粤等地的居民，语言口音较重，需要照顾。李强听后，立即表示赞成，很快就将闽、粤语种加入到我们的播音语种之中。后来还增加了潮州话、北京话，这样我们的对外广播就有41种语言。时至今日，我们的广播语种仍然是李强当时决策制定的。

在发射天线的设置上，开始的时候，李强提出使用“菱形天线”，我反复验证以后，向李强提出了一个新方案——无源带反射阵型天线。李强和我讨论了好几天，反复推敲，最后批准了我的方案。我还向李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建造一个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新中国声音的广播发射塔。最终，我们在双桥发射台的基础上，建起了一个亚洲第一的高达251 米的广播发射直立式天线塔。

在任何事情上，李强都能够谦虚地和大家讨论，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是我接触过的最认真，最谦虚，最重视技术和人才，最善于分析、最能调动大家智慧和积极性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我愉快地满怀激情地度过了我的年轻时代。

(整理者：原北京市牡丹电子集团公司现代显示技术分公司经理、原北京清华蓬远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顾问、北京嘉仕维技术研究所所长)

(原载《百年潮》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