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学说是盛行于战国末期的一大显学，齐人邹衍是其代表人物。邹衍的学说对《吕氏春秋》有直接的影响。《史记》则称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阴阳家的思想，是将古代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试图通过对其进一步发展，用其来建构宇宙图式，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

阴阳“源起”与阴阳家“兴衰”

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派。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阴阳五行理论的影响，谈论阴阳五行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种普遍风气。那么究竟什么是“阴阳”呢？它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呢？

“阴阳”这个概念是何时产生的，现在已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阳”字。甲骨文中的“阳”字是古代的象形字，喻意日头高悬，光耀四方，日光照到的地方便称为“阳”。甲骨文中尚还没有出现“阴”字，金文中的“阴”字从字形上看与太阳没有多大联系。以金文中的“阴”字，指背日或日光照不到的地方，未必是其本义，只不过是后人取与“阳”相反的意思罢了。

现在所知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没有发现“阴阳”两个字连用。《诗经·大雅·公刘》中，“既景乃岗，相其阴阳”，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阴阳”连用。这句话是对自然现象的简单观察和描述，就是在山冈上测日影，看它是向阳还是背阴。这与用阴阳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的阴阳观念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可见，阴阳最初指日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西周末年，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观察到自然界中存在着天地、日月、寒暑、昼夜、阴晴、明暗、生死等矛盾现象，人和动物中又有男女、雌雄之别，便以“阴”来代表那些柔弱、消极、退守的事物及其阴性特征，同时以“阳”来代表与之相对的阳刚、积极、进取的事物及其阳性特征。

结合对上述矛盾现象的观察，阴阳这个哲学范畴，就逐步形成了。春秋末期的“商圣”范蠡就曾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表达了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辩证思想。这与老子提出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阴与阳的矛盾，并且都处在统一体中的观念是一致的。

《易传》中阴阳

《易传》以阴阳为基础，将天地、风雷等自然事物和男女、君臣、得失等社会事物纳为一体，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原则，认为阴阳的相互交替作用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把阴阳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

在《易传》中，构成八卦基础的两卦是乾卦和坤卦，它们就是天地、阴阳的象征。其中，乾是天，属阳性；坤为地，属阴性。世界上的万物，都是在阴阳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天地之气”的运动中孕育、产生和发展变化的。这种观点，无疑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

在《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说道：“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有类似的评论，“阴阳家者流……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后来，思想家们借用“阴阳”来表示两种对立和互相消长的物质力量及现象，进而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阴阳两面构成的，并由阴阳的对立斗争而形成事物的运动变化。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可用“对立、互根、消长、转化”四个词加以概括。

阴阳交感而生宇宙万物，宇宙万物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学说是在气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在气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明、水火、温凉等运动变化中一分二的结果，这样就抽象出来阴和阳两个相对的概念。阴阳是抽象的概念而不是具体事物，所以“阴阳者，有名无形”。

阴阳家以天人关系为中心研究各种事物的关系，其中的部分论说，确实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但同时也掺杂着许多的神秘主义色彩。阴阳家虽然经常海阔天空地讨论自然界的各种问题，但终究都归结到人事和政治上。

作为一个学派，阴阳家魏晋以后已不复存在。《汉书·艺文志》录有阴阳家著作“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但都没有流传下来。不过，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阴阳家的学说内容，而阴阳家在中国思想发展的重要性，则是具体化了自然世界对于人事的影响。这种想法，还可以在现在的皇历或是农书、农历里看到。

一、五行——水、火、木、金、土

“五行”，又称“五材”，指水、火、木、金、土。“五行”是阴阳五行派的又一基本概念，这个词最早出现于《尚书·甘誓》。起初，人们只是将其视为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缺的物质。后来，人们逐渐将其看做宇宙万物的五种基本构成物质，并且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向五行与万物的关系，以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上。

五行之间有着特定的制约关系，即相生与相克。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克，即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

五行相生

金生水：金销熔生水；

水生木：水润泽生木；

木生火：木干暖生火；

火生土：火焚木生土；

土生金：土矿藏生金。

《尚书》中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指出了五行的基本特性。

水：北方寒冷，与水相似。“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和向下的特性。引申为具有寒凉、滋润、向下运行的事物，均归属于水。

木：日出东方，与木相似。“木曰曲直”，实际是指树木的生长形态，为枝干曲直，向上向外周舒展。具有生长、升发等作用或性质的事物，均归属于木。

火：南方炎热，与火相似。“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温热、上升的特性，因而引申为具有温热、升腾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火。

土：中原肥沃，与土相似。“土爰稼穑”，是指土有种植和收获农作物的作用，因而引申为具有生化、承载、受纳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土。故有“土载四行”和“土为万物之母”之说。

金：日落于西，与金相似。“金曰从革”，“从革”指“变革”的意思，引申为具有清洁、肃降、收敛等作用的事物，均归属于金。

五行相克

刀具可砍伐树木，故刚胜柔，金胜木；

树木可稳住崩土，故专胜散，木胜土；

堤坝可阻止水流，故实胜虚，土胜水；

大水可熄灭火焰，故众胜寡，水胜火；

烈火可熔化金属，故精胜坚，火胜金。

五行学说以“天人相应”为指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脏”为基本构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按其属性进行归纳。

以方位配属五行，则由于日出东方，与木的升发特性相类，故归属于木；南方炎热，与火的炎上特性相类，故归属于火；日落于西，与金的肃降特性相类，故归属于金；北方寒冷，与水的特性相类，故归属于水。

以五脏配属五行，则肝喜条达，有疏泄功能，有“木”生发的特性，故以肝属“木”；心阳有温煦的作用，有“火”阳热的特性，故以心属“火”；脾为生化之源，有“土”生化万物的特性，故以脾属“土”；肺气主肃降，有“金”清肃、收敛的特性，故以肺属“金”；肾有主水、藏精的功能，有“水”润下的特性，故以肾属“水”。

以五行配季节，是指气体的五种运动方式。春天属木，气体向四周扩散，花草树木生长茂盛，树木的枝条向四周伸展，养料往枝头输送。夏天属火，气体向上运动，各种植物向上生长，长势迅猛。秋天属金，气体向内收缩，收获作物，人们储蓄粮食准备过冬，树叶凋落，所以秋属金。冬天属水，气体向下运动，水往低处流，冬天万物休眠，为春天蓄积养料。因有四季而有四行，但夏天和秋天之间要有过渡段，因此便有了土，土代表气的平稳运动。

总之，“五行”并非言木、火、土、金、水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指五种元素、五种不同属性的抽象概括。整个世界都由这五种元素构成，把握了这五种元素，就把握了世界的规则。

二、五德终始——天道的运行规律

邹衍是阴阳家中的佼佼者，他运用阴阳五行理论来阐释宇宙演变和历史兴衰，创“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甚大。后来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等，无不以他的“五德终始”说为思想基干。

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都是“五德转移”的结果。

“五德终始”说，是邹衍将阴阳消长和五行相生相克的观点，与帝王朝代的兴废变化相附会所创立的历史观。邹衍高屋建瓴论述历史，由近及远，上推到洪荒时代。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有一个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便是“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关于五德的变化情况，其他书有一些零星的记载：“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邹衍认为，每一德支配着一个朝代，每个朝代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制度和政治，即“治各有宜”。在某一德被另一德取代之时，就会出现种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作为换代的信息，这就是“符应”。《吕氏春秋》则详细记述了五德转运过程和相应的符瑞。

阴阳家的主要著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阴阳家的著作21种，369篇。其中，《公檮生终始》14篇，《公孙发》22篇，《邹子》49篇，《邹子终始》56篇，《乘丘子》5篇，《杜文公》5篇，《黄帝泰素》20篇……现仅存少量残文。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也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中保留着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用五种元素相生相克的关系来阐述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本来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邹衍却用这种自然观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赋予了五行以道德的属性，叫做“五德”，即水德、火德、木德、金德、土德。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也受五行的支配，每一历史阶段的性质都与五行中的某种物质相对应。

按“五德终始”的观点，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历史就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循环演变、周而复始的。每一朝代都受一种“德”的支配，并以这种“德”为基础。由于每种“德”都有盛衰变化，因而受它支配的朝代也就有兴盛和没落。

正如《吕氏春秋》中所说的，黄帝时，土德盛，但木克土，所以代表木德的夏代就兴盛起来。后来，金又克木，上天降下征兆，于是夏又被代表金德的殷商所取代。然而火又克金，这样殷又被代表火德的周王朝推翻。火又必然为水所克，水又会为土所克。这样，社会运动就形成了以一个由“土德”开始又重新回到“土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天文历算

阴阳家是先秦诸家中唯一专精于天文历算的，相关著作有《宋司星子韦》《邹子》和《邹子终始》《容成》《张苍》等。西汉著名学者刘歆据此推断，阴阳家的前身可能是古代掌管天文历算的“羲和之官”。他们“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在先秦时期，五德终始的循环论，一方面比较合理地说明了朝代的更替，特别是其中关于周代之火德已衰，必将为体现水德者取而代之的理论，论证了周必亡，新圣必兴，给那些想摘取王冠的诸侯以极大的鼓舞；另一方面，五德除顺序更替外，还有政治分类的含义，即把政治分为五种类型。一个朝代之所以走向灭亡，必定有它的政治缺陷，继起者只有救偏补敝，实行更化，以表现新旧朝代政治上的差别，才有立足的可能。

根据这种说法，秦始皇认为秦朝具有“水德”，所以能取代“火德”的周朝。秦始皇以秦为水德，所以就依照水德制定政策，以十月为正月，一切朝贺活动都从十月开始，衣服旌旗等都以黑色为上；数字以六为标准，符和法冠都是六寸高，轿子有六步长，马车由六匹马来拉，并且改黄河为“德水”。同时，由于水主阴，阴主刑杀，所以从严刑峻法而滥用刑法。由此可见，“五德终始”说既可以成为革新改制的理由，又可以成为当权者胡作非为的依据。

三、四时明堂——天子的四时教令

邹衍以五行相生说解释政权的兴废、自然的季节转移，为齐宣王、齐湣王制定四时教令，使四时明堂制度更加完善。

五行相生说认为：木性温，钻灼而火出，故木生火；火热能焚木，木烬而成灰，故火生土；金居石依山津润而生，聚土成山，山必生石，故土生金；金属遇冷，空气中的水汽凝结附着其表面，故金生水；水润而生万物，故水生木。这样木、火、土、金、水就构成了循环相生的关系。

四时教令

所谓“四时教令”，就是强调人们要遵循天地阴阳之序来安排农业生产和生活。可以说，它是将先民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于季节变化同农业生产和人间生活的认识理论化、系统化的结果。

依据五行相生的顺序有春、夏、季夏、秋、冬五季（在夏秋之间加入季夏，以合五行之数），天子则应在相应的方位（东、南、中、西、北）穿相应颜色（青、赤、黄、白、黑）的衣服，这就是“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的内容，也是明堂制度的内容之一。

邹衍还认为天子应当住在一所特别的屋子里，东南西北各有一个正厅和两个厢房，这些屋子总称为“明堂”。天子每个月应换一个地方居住，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所听的音乐、所祭的神、所办的事等都按这个月特有的规定去做，12个月轮完一圈。大院子中间又有一厅，供天子在季夏之月居住。把方向的“东、南、中、西、北”与时令的“春、夏、季夏、秋、冬”相配，使天子按“木、火、土、金、水”的顺序去做“天人相应”的工作，这就叫明堂制度。

明堂取火之木

天子居明堂，按四季的不同，其用来取火之木也不相同。春属木，故用青色的榆柳之木；夏属火，故用赤色的枣杏之木；季夏属土，故用黄色的桑柘之木；秋属金，故用白色的柞楢之木；冬属水，故用黑色的槐檀之木。

邹衍认为，明堂四季的取火之木，其顺序也应按照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五行相生顺序排列，其中以土居中。《吕氏春秋·应同》中关于“黄帝时其色尚黄，其事则土”的论述，则点明了黄帝居中央为天子的奥妙，对于田氏（田氏为姬姓之后）以黄帝后代自居，取炎帝后代的姜齐政权而代之极为有用。

用五行相生说论证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并设计天子四时教令的明堂制度正是邹衍的另一大“功绩”。邹衍以阴阳五行思想规范四时明堂制度的思维模式对此后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月为单位的月令制度，月令之文也成为后世农学家撰写农书的参考体例。

四、邹衍——整之于身，施及黎庶

战国较为有名的阴阳家，有公梼生、公孙发、南公等人，但以邹衍最为著名。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24年，死于公元前250年，活了70多岁。他比儒家亚圣孟子稍后，与公孙龙、鲁仲连等是同时代的人。

齐宣王时，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术，改攻阴阳五行学说，然而终以儒术为其旨归。“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后来，他留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因其在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尤喜谈论天地，时人称他为“谈天衍”。

推小及大

邹衍论述问题的方法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也就是把经验、推测和幻想结合在一起，以经验作为推测和幻想的依据。这种方法可谓别开生面，使人们疑而不能否其据，信而不能得其证。

邹衍无论是学儒术，还是攻阴阳，都是本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充分体现了他匡世济民的入世精神，所以古人说，“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

对此，司马迁认识得比较深刻，他在《史记》中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可见，邹衍诸论，都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只顾淫侈而不顾社会和黎民的疾苦、只顾眼前享乐而不计后果的现象而发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邹衍不是局限于具体问题的针砭，而是从宇宙自然变化的必然过程来指出具体事物的命运。

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五月寒霜

《太平御览》写道，当初邹衍事燕惠王时忠心耿耿，很受惠王的赏识。惠王左右的奸臣小人出于嫉妒，向惠王进谗言，诋毁邹衍。惠王信以为真，下令将邹衍抓起来关进监狱。邹衍身受冤屈，仰天大哭，感动了天地，时值盛夏五月，居然下起了寒霜。这可以说是《窦娥冤》里“六月飞雪”典故最早的出处了。

邹衍在政治哲学上多有阐发，在具体政治主张上主要受儒家的影响。司马迁这样评论道：“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显然也是儒家的思想。另外，邹衍说的“整之于身，施及黎庶”，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相类似。

除了在稷下讲学之外，邹衍一生中还到过魏、赵、燕等国，所到之处尽受礼遇，显赫一时。到魏国时，魏王出城迎接，执宾主大礼；到赵国时，平原君亲自用衣袖为其拂席，足见对邹衍的敬意之重。邹衍到了燕国，燕王用衣服围起笤帚，一边倒退着一边扫地，以免尘埃落到邹衍身上；还特地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亲自去向邹衍求教，并请他给贵族子弟讲学。邹衍在当时的名气，由此可见一斑。

“邹衍吹律”和“驳白马非马”

邹衍在乐律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汉书》中记有“邹子乐”四章，名为《青阳》《朱明》《西颢》和《玄冥》，注释说：“春为青阳，夏为朱明，西颢为西方少昊，玄明为北方之神。”这四章乐曲，大概是邹衍为天子明堂制度所创作的音乐。

由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浓厚的神秘因素，所以关于他“吹律测气”的记载也染上了不少神话色彩。如《艺文类聚》卷九引刘向《别录》说：“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谷生，今名黍谷。”后人将上面几句简短的叙述，演绎为一个传奇故事。

有一年春天，邹衍到渔阳郡（今北京密云境内），见此仍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他就登上郡南的一座小山，吹起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之后，奇迹出现了。暖风朝小山吹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树叶绿了、花儿开了。邹衍还把良种分给农民耕种，这一年百姓们五谷丰登。

后来，百姓为了纪念邹衍，便把他吹律管的小山定名为黍谷山，并在山上建了一座邹夫子祠，旁边还立了“邹衍吹律旧地”的石碑。邹衍教百姓识别良种的地方，则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别谷院”。祠前还栽有两棵名贵的银杏树，至今已两千多年了，依然枝繁叶茂。后来此地便成了密云一景，叫“黍谷先春”。

“邹衍吹律”的传说在汉朝许多诗文里都有记载。诗仙李白也曾写过一首《邹衍谷》的诗来称赞邹衍的精神：“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管，能回天地心。”明朝密云城建成后，在百姓的提议下，官府便在东门外修了邹夫子祠，重新立碑，碑文仍是“邹衍吹律旧地”。百年以后，祠庙毁坏，石碑也不知所踪。明万历年间密云新城建成后，经过官民的努力在原处又建祠立碑，这块碑一直保存至今。

“邹衍吹律”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密云大地，百姓一直怀念着这位关心人民疾苦的先贤志士。邹衍吹律而生五谷向来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其实不然。

以律测气

“律”在我国古代不仅是一种乐器而且是一种测气仪器，以律测气而形成的律吕学是我国古代独有的一门学科。其方法是用十二根竹管或铜管（按照一定尺寸比例制成）定出十二律，作为占验节气变化的仪器。邹衍从燕国纬度较高、气候寒凉的特殊条件出发，吹律测出该地的温度和湿度，进而确定播种期和无霜期，指导当地人民进行农业生产，从而使不毛之地长出“黍谷”。

此外，邹衍对于逻辑学的目的和方法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记载，邹衍出使赵国，正巧遇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等人以“白马非马”为题进行辩论。平原君就此事征求了邹衍的意见。邹衍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纯属“辞正”，虽然对于弄清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有益，但是它却违反了“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的逻辑准则，以致产生“辞胜于理”的弊端。平原君十分认同邹衍的说法，于是便罢黜了公孙龙。

五、新地球观——“大小九州”说

邹衍通晓地理之学，大胆地提出了天下分为“大小九州”的学说，成为我国古代具有“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第一人。

“盖天说”和“浑天说”，是我国古代的宇宙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小九州”说就是受了浑天说的启发而创立的。

战国时代我国的航海水平已有所提高，人们对中国东部海域内的陆地或岛屿已经有所了解，加上齐地滨海的自然环境，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和燕齐渔民商贾对异域风情的传闻和描述，这一切都激发了邹衍的灵感，开阔了他的思路，使他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做出了大胆的推测，创立了“大小九州”说。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很明显，邹衍认为，当时的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分小九州，也就是大禹治水时所序列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九个像赤县神州这么大的州组成一个更大的州，每一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这个州里的人民与其他州不能由陆路连接相通往来。而这最大的州也有九个，以此推论出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1/81。

大九州

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纬书《河图括地象》则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其二，“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卬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正北曰齐州，东北曰薄州，正东曰阳州。”

在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地球以前，“大小九州”学说无疑是“闳大不经”的，王充评价邹衍的大九州说“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盐铁论·论邹》中也批评大九州说“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但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海外各国与中国往来的日益频繁，“大九州”说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元代的张翥在《岛夷志略·序》中说：“九州环大瀛海，而中国曰赤县神州，其外为州者复九，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能想通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此邹氏之言也。人多疑其荒唐诞夸，况当时外徼未通于中国，将何以征验其言哉！汉唐而后，于诸岛夷力所可到，利所可到，班半史传，固有其名矣！”

薛福成所撰《出使四国日记》也说：“昔邹衍谈天……司马之长谓其语宏大不经，桓宽、王充并讥其迂怪虚妄……今则环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势方里，皆可核实测算，余始知邹子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邹子从而推阐之，未可知也。”

以上是对邹衍的大九州说的客观评价。其实，邹衍在距今2300多年前就预言了大洲和大洋的存在，比欧洲学者对地球做出相似的预测早了近1800年。

其“大小九州”说虽然是以主观推测为主，缺乏严密论证和科学判断，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突破了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探索域外的热情。更何况，他那种以小推大的思维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六、《月令》——战国阴阳家的杰作

《月令》，《吕氏春秋》收录了其全文，作为垒书之纲；汉初儒家则将其作为儒家经典，收入《礼记》中。实际上，它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一篇杰作。

《月令》中的世界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其中，太阳具有决定的意义，位居最高层。太阳的运转形成了四时，四时各有气候特征；每时又分为三个月，也各有征候。与四时相对应，有相关的神；与月相对应，每个月有相应的祭祀礼制。

四时变化还受五行的制约。五行与四时的运转相配合，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土被放在夏秋之交，居中央。再下一个层是人事活动，如生产、政令等。在上述结构中，人事要受到太阳、四时、月、神、五行各种力量的制约。

顺应自然

根据《月令》的观点，包括帝王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是绝对自由的。人的自由首先表现在顺应自然上，其次才表现在利用自然上。故令应以生产规律为依据，应有益于生产的发展和正常进行，而不应站在它的对立面破坏它。

《月令》总结了农业生产的规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其中还开列了一个政治月程表，提出了政治活动总的指导原则，即“凡举大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天数即基本规律，这里指阴阳之交、日月之变、五行之德等。

春季为木德，万物开始生长。所以，春天政令的基本精神是“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在生产上，要修封疆、分配土地、兴建水利、禁止伐木和杀生、保护山林地泽；对人民，要救济孤贫、赦罪犯、禁止起徭和用兵等，这一切都以助生为特征。

夏季为火德，是万物繁荣的季节。与此相适应，夏天的政令一定要能佐助万物生长。为此要讲求礼乐、选拔人才；夏季严禁兴土木；为了鼓励生产，要命令臣属“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民勉作”。

秋季为金德，有肃杀之意，万物开始凋零。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应注重武和刑。要选练武士，征讨不义，修订刑罚，决狱讼，戮有罪，但要做到“端平”。秋天可以动土功，如修建城郭等。

冬季为水德，万物闭藏。与此相适应，要加强治安管理，惩治罪犯。“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山林开禁，但要掌握分寸，不得乱砍滥伐。对诸项事业进行年终检查和统计，如检查百工产品，统计人民、土田之数，以做好备耕工作。

土德不配四时，而居于夏秋之交，起协调四时的作用。与土德相应的，只有一些礼仪规定，没有具体的政令。土虽曰“中央”，实处虚位。

如果违背上述程式，必将受到惩罚，不有天灾，必有人祸。“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阴阳家认为，天人和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和先决条件，一切人类活动必须保证天人和谐，而不能破坏它，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要求。阴阳家们努力探求事物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类分的方式将事物贯穿起来，借以掌握事物联系的链条。这其中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又有不少荒诞之论，一定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