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人关系看，一个人的“命”，就是他出生时所对应的宇宙状态；而“运”，则是命的外部环境——不断流变的宇宙状态。因此，人的“命运”，究其根本，就是一个固结了的特定宇宙状态，在不断变化的宇宙状态中的遭遇。命理学就是应用阴阳五行原理来描写、并进而预测这样的遭遇。尽管这种描写和预测还是十分模糊、十分粗糙的。

这里体现了一种自然律。对于终古常新的“天”来说，人是十分有限的。个人的遭遇只是宇宙运行中“复制”下来的一个极小的片断。然而，人是具有理性的动物。他并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而总要追问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哲学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产生的。

作为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的哲学家从生命的易逝和有限性中，发现了命运的“悲剧”性，由此产生了一种形而上学哲学观。这种哲学观的特点是本体与现象二分。按柏拉图的说法，现象永远是本体的不真实的摹本，而生命的意义在于如何去追求和达到本体。关于本体的知识即是他所谓的“理念”。

与古希腊的哲学家不同，中华哲人对于生命的意义一直怀有乐观的态度。尽管生命是易逝的、脆弱的，但并不说明它是不幸的。在中华哲人的眼里，本体和现象是统一的。因为生命过程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变化中，生动地体现了宇宙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这就是《周易》所谓的“生生之为易”。

可以说，传统命理学的探索，本身就印证了这种“变”的生命力，同时也尝试揭示这种“生生不息”的宇宙原理。它极为生动地表现了中华先人对生命所采取的现实态度：希望通过揭示生命的某种规律性，从而了解生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既然生命过程带着时空结构的印迹，那么“知命”者可以通过适当地调节他所处的外部的时空环境，达到某种趋吉避凶的目的。这就是邵伟华先生常说的“在有利的时间，去有利的地方，办有利的事情。”也就是，通过理性地选择和改变外部环境，使自己生命的道路变得平坦起来，使生活变得美好起来。这是就改变外在条件而言的。

从主体方面来说，“知命”者还可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对变动的环境做出适宜的应对。传统命理学是按世俗的价值观来刻画人生的轨迹的。命理学中财官网络的判断正是这种世俗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然而，“知命”者不应当被这种价值观所束缚。如果用“财官”指标来标记人生的话，一些指标高的阶段，并不一定就是自己内心感到舒坦和愉快的岁月。命理学是现实的，它并不刻意去描写当事人的主观感受。而主观感受又是因人而异的。俗话说：神仙自有烦恼事，小鬼也有欢乐时。虽然主体受着客体环境的制约，谁也无法扯着自己的头发而离开地面，但是，主体是具有能动作用的。所以，“知命”者，并不“唯命”。他们注意充实和提高自己，以豁达的胸襟直面人生，同时也善于处理现实中的各种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然而，一个真正的“知命”者，应该努力超越当下的生存状况，或者说，应当敢于超越自己个人的命运，由“人道”向“天道”回归，在“有限”中去追求和实现“无限”。当然，这是多方面的。宋朝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指出，志士仁人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人生境界的追求，是大道的追求，是一种真正的超越。它也是中国哲学的真谛所在。